紡織是一種服務於人類穿著的手工行業，紡紗織布，製作衣服，遮醜飾美，禦寒避風，防蟲護體，大約便是紡織起源發展的重要動機。古史傳說中國先民是從"不織不衣"①、"而衣皮葦"②，然後演變到"婦織而衣"③。這種傳說是與穿著文化的發展規律相吻的。
據考古資料，中國紡織生產習俗，大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見萌芽，距今約 2 萬年左右的北京山頂洞人已學會利用骨針來縫製葦、皮衣服。這種原始的縫紉術雖不是嚴格的紡織，但卻可以說是原始紡織的發軔。而真正紡織技術和習俗的誕生流行當在新石器文化時期。
《易?係辭》："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"，所謂衣裳，便是指用麻絲織成布帛而縫製的衣服。這則記述反映的正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業誕生，麻、絲衣服開始出現並流行的真實情況。甘肅秦安大地灣下層文化出土的陶紡輪，表明原始的紡織業在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出現，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曆史。新石器時代中、晚期，原始紡織業開始呈現欣欣向榮、日新月異的大發展趨勢。全國各地文化遺址普遍可見到與紡織有關的遺物，其中，較為重要者有下列諸例：
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，距今年代近 7000 年。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發現刻劃蠶紋四條，並發現檾麻的雙股線痕跡和出土了木質紡車和紡機零部件。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，距今約 6000 年。發現迄今早期的葛纖維紡織品，實物是用簡單紗羅組織製作，經線以雙股紗線合成的羅地葛布。
1926 年，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經人工割裂過的"絲似的、半個繭殼"，這是迄今早期的蠶繭實物，距今約 5000 多年。
河南鄭州青台遺址，距今約 5500 年。發現了粘附在紅陶片、頭蓋骨上的苧麻、大麻布紋和絲帛殘片，同出十多枚紅陶紡輪。其中絲帛殘片是迄今早期的絲織品實物。
河北正定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，距今 5400 年，1980 年出土兩件陶塑蠶蛹，這則是迄今早期的陶塑蠶蛹。
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，距今 4700 年。除發現多塊麻紡織技術較草鞋山葛布先進的苧麻布殘片外，還發現了絲帶、絲繩和絲帛殘片。從絲織品編織的密度、拈向、拈度情況看，錢山漾的繅絲、合股、加拈等絲織技術已具有相當的水平。
以上實例情況說明，麻織和絲織的技術與習俗，在新石器時代中、晚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均已獲得迅速的發展和流行。尤其是草鞋山羅地葛布的發現，證實了傳說的"五帝"時代即新石器時代的確存在"夏日衣葛"的習俗。
《左傳?哀公七年》："禹合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。"帛即絲織品，萬國持有絲織品，其語雖未免有些誇大，但卻反映了禹時及夏朝的絲織習俗的盛行。《帝王世紀》："未喜（妹喜）好聞裂繒之聲而笑，桀為發繒裂之，以順適其意"，夏桀王為討好妹喜而撕裂的繒，便是指絲織品之一種。《管子?輕重甲》："昔者桀之時，女樂三千人……無不服文繡衣裳者。"這種"文繡衣裳"，自然非絲織品而莫屬，以此足見夏代絲織業之發達和絲織習俗之流行。有關夏代的紡織情況，在考古發掘中也有所表露：
1960 年，二裏頭遺址出土的一件銅鈴上，粘附有一層紡織物痕跡，經發掘者觀察認為是麻布痕跡。
1980 年，二裏頭遺址Ⅲ區發掘的二號墓中的一件玉圭，在刃部和頂端都粘附有麻布殘跡。
1981 年，二裏頭遺址墓葬出土的獸麵銅牌和一件銅鈴上，也都發現麻布痕跡。
以上考古發現表明，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獻傳說的絲織業外，在社會的中、下層，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類紡織習俗。
商朝的紡織，至少已有絲織、麻織、毛織、棉織等等。
商代的絲織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錄中，已有充分的反映。甲骨文已見桑、蠶、絲等字，桑字如桑樹的象形，商代已種植桑樹，這是沒有疑問的。種桑是為了養蠶，蠶字也是蠶蟲的肖形。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曾發現過半個蠶繭，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見蠶的刻劃圖形，鄭州青台、浙江錢山漾發現的絲織品，均說明新石器時代的養蠶習俗存在當確鑿無疑，養蠶習俗至商朝更加盛行，這是合乎常規的繼承發展，說商代養蠶業十分發達，這也應毫無疑問，殷墟考古發現的玉蠶即是一有力的佐證。養蠶是為了抽取蠶絲，抽取蠶絲後便可以進行絲織，甲骨文的絲字，是兩束纏繞好的抽絲象形。桑、蠶、絲是絲織的前提，種桑、養蠶、抽絲技術的發生與發達，使商朝的絲織業也取得了空前發達的成就。《說苑?反質篇》說：殷紂王"錦繡被堂……非惟錦繡、絺、紵之用邪！"《帝王世紀》也說：殷紂王時"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"，此兩則記述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商代絲織的發達情形，考古發掘也證實了商朝的絲織已達到品類繁多、精益求精的階段。如河北槁城台西遺址發現的粘附於青銅器上的絲織物，就包含有平紋紈、皺紋縠、絞經羅、菱紋綺等等；殷墟婦好摹銅器上粘附的絲織品有紗紈（絹）、朱砂染色帛、雙經、緯縑、回紋綺等；武官大墓三件銅戈上也發現絹帛痕跡，殷墟其它地點的墓葬也經常發現有絲繩、絲帶和覆蓋屍體的絲帛片等，在傳世的商代銅器上，也見發現花綺的報道。
商代的麻織，由於更具有廣泛性、大眾性，故其發達情況亦絲毫不遜於絲織。浙江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檾麻痕跡和紡車等，說明麻織業在中國淵源甚早。商代麻織品的發現，已見於北京平穀劉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槁城台西商代遺址等，這些發現共同表明，商代麻織的技術水平已達到一定的高度。
商代的毛織，主要見於新疆哈密五堡遺址，該遺址出土的毛織品，有平、斜兩種組織，並用色線編織成彩色條紋的罽，表明毛織技術已具一定水平，遺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紀，距今約 3200 年左右，相當於商代晚期。河北槁城台西商代遺址也曾在麻織品的夾雜中發現一根羊毛，經鑒定屬山羊絨。這些發現表明，中國毛織的技術與習俗，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現。
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，經鑒定是聯核木棉。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與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，故木棉紡織的技術與習俗據此而知，大約在商代晚期亦已發生。
西周時期的紡織，基本繼承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絲、麻、葛織等傳統，並繼承了商代的毛織習俗。考古發掘所見的西周紡織資料，主要有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的絲織山形紋綺殘片，青海都蘭出土的用綿羊毛、犛牛毛製成的毛布、毛帶、毛繩、毛線等毛織品。文獻記載中則有不少絲織、麻織、葛織的流露。《詩?大雅?瞻印》："婦無公事，休其蠶織"、《詩?豳風?七月》："蠶月條桑……猗彼女桑"、"七月鳴鵙，八月載績，載玄載黃，我朱孔揚，為公子裳"，《詩?鄭風?出其東門》："縞衣綦巾，聊樂我員"，《陳風?東門之扮》："穀旦於差，南方之原，不績其麻，市也婆娑"，以上是有關桑、蠶、絲織、麻織和絲麻衣服成品的記述，至於葛織情況，《詩?魏風?葛屨》、《小雅?大東》均有"糾糾葛屨，可以履霜"的詩句，從句意看，此時期的葛織已不是"夏則衣葛"①或"夏日衣葛絺"②的情景，而是局限於製作葛鞋上了。《孟子藤文公上》說："許子衣褐"，褐即是毛織的衣服，《詩經》中也見到"無衣無褐"之語，結合出土材料可知，西周時期顯然是流行毛織生產習俗的。
